国家为促进药品市场良性竞争、保障基本药物供应，逐步取消了对低价药（通常指日均费用较低的药品）的最高零售价格限制。政策初衷在于通过市场机制调节，激励企业生产供应临床必需的廉价经典药，缓解部分药品因价格过低导致企业无利可图而停产断供的问题。政策在各地落地过程中，却出现了一些预期之外的困境，山东省泰安市部分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反映的“有需无货”现象，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缩影。

政策调整与市场反应的错位

取消最高限价，理论上赋予了药企更灵活的定价空间。对于生产成本因原材料、人工等因素上涨的低价药，适度提价可以维持其生产动力。市场的反应并非简单的“价格放开，供应即来”。在泰安，一些经典的廉价药，如某些规格的维生素、抗生素、急救药等，在批发和零售环节仍然时常出现短缺。

究其原因，是多方面的：

1. 生产积极性未根本扭转：即使允许提价，部分低价药的利润空间相较于高昂的研发、市场推广费用或新型药品而言，依然微薄。对于大型药企，生产线和资源可能优先投向利润更高的品种。一些必需但用量相对较小的廉价药，主要由中小型药企生产，但其面临GMP标准提升、环保成本增加等多重压力，生产稳定性不足。
2. 流通环节的“肠梗阻”：药品从生产厂家到患者手中，需要经过多级批发、配送。对于价格低、毛利薄的药品，批发企业和配送商的配送积极性不高。尤其是在偏远地区或基层医疗机构，配送成本可能接近甚至超过药品本身价值，导致商业公司不愿配送，从而在终端出现“有需无货”。泰安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就反映了类似配送难题。
3. 医疗机构采购机制影响：公立医院普遍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，价格仍是核心考量因素之一。虽然低价药价格限制取消，但在“招采合一、量价挂钩”的模式下，医疗机构出于控制药占比、医保费用等考虑，可能仍然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投标者，这并未给愿意保证供应而合理提价的企业提供足够激励。部分药品即使中标，也可能因利润极低而供应不稳定。
4. 信息不对称与库存管理：药店和医院药房出于资金占用和效期管理考虑，对预期销量不高的低价药倾向于低库存甚至零库存，按需采购。而市场需求往往是突发、零散的，一旦上游批发环节缺货，终端立刻表现为“无货”。

泰安案例的典型性与启示

泰安反映的情况并非孤例，它揭示了药品供应保障体系，特别是基本药物和低价药供应中，单纯依靠价格放开难以解决所有问题。药品并非普通商品，其需求刚性、关乎生命健康，需要更为精细和综合的政策配套。

可能的解决路径需要多方协同：

• 生产端：需要更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，例如对临床必需、不可替代的低价药，建立国家和省级定点生产、储备机制，给予生产企业在税收、采购等方面的明确支持，确保生产源头稳定。
• 流通端：优化药品配送体系，特别是对基层和偏远地区，可通过补贴配送费用、整合配送资源等方式，保障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畅通。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清单管理制度，及时发现和应对短缺风险。
• 采购与支付端：在集中采购中，对确需保障供应的低价药，可在竞价的综合评估供应能力、质量可靠性等因素。医保支付政策也应协同，合理体现药品价值，避免单纯压价导致供应链脆弱。
• 信息与监管端：加强药品供应信息平台建设，提高供应链透明度，便于医疗机构、药店和患者查询和预判。加强对市场垄断、囤积居奇等行为的监管，维护市场正常秩序。

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是市场化改革的一步，但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是更大的民生课题。从泰安“有需无货”的现象可以看出，让低价药“买得到、用得起”，需要的是从生产到使用全链条的系统性保障，让市场“看不见的手”和政府“看得见的手”更好结合，才能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。